《方圆》杂志刊登清镇院公益诉讼案例
837箱蜜蜂死亡之后
口述|王明娅 整理|张泓 游喻婷
这些蜜蜂的死亡结果与种植公司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司法鉴定报告显示：高粱花粉中检出了残留的农药成分，但送检的蜜蜂尸体里却未检出农药。
那天，我站在贵州省清镇市王庄苗族布依族乡的山坡上，脚下的石缝间、枯草边，散落着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大量死去的中华蜜蜂。虽然一只蜜蜂的身体是小小的，但是累积在一起，场面也十分惊人。此时距离那场“空中施药”过去了半月有余。
来自“益心为公”志愿者的线索
2024年8月27日，“益心为公”志愿者发送信息给我：王庄乡洛阳村、高山村等地有大量蜜蜂死亡，可能与某高粱种植公司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有关。我点开志愿者发来的照片——蜂箱周围是成片死亡的蜜蜂，一位养蜂人用粗糙的手掌托着蜜蜂僵硬的尸体，眼神茫然。在对方发来的视频里，无人机像一只巨大的金属昆虫，低空掠过农田，白色药雾在空气中缓缓沉降。我和同事老陈随即前往案发地查看。
刚到王庄乡，养蜂人马师傅就着急带我们去看他的蜂场。准确地说，这里是曾经的蜂场。180个蜂箱整齐排列，却寂静无声，与正常养蜂场的“嗡”声成片的景象差别很大。他打开其中一个蜂箱，几个巢脾（蜜蜂群体通过工蜂蜡腺分泌蜂蜡构筑的垂直悬挂式蜂房组合体）上还有数量不多的工蜂在工作。
“8月6日，蜂子开始死的。”马师傅操着浓重的黔北口音说道：“那天早上还好好的，蜂子出去采粉。过了晌午，我就看到蜂子像下雨一样往下掉，在地上打滚、抽抽（抽搐）伸舌头（蜜蜂中毒死亡的常见情况）……”
这个养了26年蜂的养蜂人手指颤抖，眼神坚定地说道：“我16岁就开始养蜂，这些蜂子死了肯定不是因为生病，而是中毒。我们一家的收入都是靠养蜂，现在什么都没了……”
王庄乡植被丰富，山林、田间有不少农户靠养蜂增加收入，当地养蜂业以养殖中华蜜蜂为主。我们陆续走访了不少村寨，发现受损的养蜂人群体大多是老人、残疾人等低收入群体。养蜂几乎是他们唯一能抓住的生计——不需要投入过多的体力，与蜂为伴，一年也能有几千元的收入。可是这些寄托着生计希望、曾经闹嗡嗡的蜂箱，如今安静得让人绝望。
未检出农药成分，蜜蜂是怎么死的
实地走访后，我们立即查询科普资料评估线索。
中华蜜蜂是我国独有蜂种，耐寒、出勤早、善于采集零星蜜源，许多冬季开花的山区植物都是靠中华蜜蜂授粉才得以繁衍下来的。在法律上，中华蜜蜂被定义为畜禽遗传资源；在自然界，它们是维系生态平衡的工程师；在农业里，中华蜜蜂是稳定粮食安全的精灵。它们不是简单的“财产”，而是连接森林、农田乃至整个区域生态网络的生命纽带。
这些蜜蜂的死亡结果与那家种植公司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呢?司法鉴定报告显示：高粱花粉中检出了残留的农药成分，但送检的蜜蜂尸体里却未检出农药。
蜜蜂尸体中没检出农药，这能说明蜜蜂死亡和农药无关吗?鉴定中心负责人给我们解释道:“送检的蜜蜂样本体积太小，而蜜蜂对农药又极度敏感，蜜蜂闻到农药气味，农药还未进入其体内就足以致蜜蜂死亡。因此这个鉴定结果只能说明送检的蜜蜂体内未检出农药，但这些蜜蜂是否因为接触了该农药而中毒死亡，无法给出结论。”
如何确定蜜蜂死亡与农药喷洒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成了我们办案的一个重大瓶颈。
那段时间，我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养蜂专业书籍和农药手册。
老陈开玩笑说：“咱俩快成半个养蜂专家了。”确实，我学会了区分工蜂、雄蜂、蜂王，知道蜜蜂采集花粉不是用口器，而是用脚，一只工蜂一生只能酿约0.1克蜂蜜，中华蜜蜂身上覆盖有细密绒毛，单次采集花粉可携带超5000万粒花粉……但是我还是回答不了那个问题：该区域的蜜蜂为何大量死亡?它们是否因喷洒农药而中毒?
种植公司喷洒农药不合规
我们继续调查发现，涉案的种植公司签约了流转种植红缨子高粱的5600亩土地，分布在5个不同的乡镇。2024年之前，该公司一直采用人工背负式喷雾器进行农药喷洒。喷头距离地面较近药雾大都沉降于高粱叶片表面，农药对周边生态影响较小。2024年8月，在高粱扬花期内，该公司首次引人无人机进行空中喷洒，虽然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但因无人机作业覆盖面广、飞行高度高、药雾飘移距离大，扩大了农药中内含的呋虫胺、吡蚜酮等物质的影响范围，因此对附近植被和昆虫产生了较之前更大的影响。
我们走访农资店查询到，呋虫胺、吡蚜酮等对蜜蜂等益虫有毒的农药包装上均注明禁止在植物花期喷洒。但涉案种植公司无法准确提供使用施药台账、无人机飞行轨迹、包装废弃物等书面记录，在农药使用管理、无人机规范应用等方面存在多项违法行为。
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做。我们联系到贵州省畜禽遗传资源管理站的高级畜牧师樊老师。樊老师分析道：“从现场的图片、视频来看，无人机喷洒形成一定的空域，加上农药又是在高温晴天喷洒，会强化农药毒性，这些蜜蜂确实是中毒死的。至于为何没有检出农药这是因为蜜蜂对农药极为敏感，蜜蜂采集带有农药的花粉时，农药是通过蜜蜂体表绒毛和呼吸孔而造成其中毒，毒性强时往往闻味即死，所以蜜蜂中毒不一定在体内有残留！没有立即死亡的中毒蜜蜂飞回蜂箱，会把带有农药的花粉带回蜂巢，这些农药会影响到整个蜂群，因此蜂箱周围才会有大量的蜜蜂尸体，并且这些蜜蜂是陆续死亡的。你们还需要检测蜂巢、蜂蜜、蜂箱内壁。”
樊老师的意见打破了我们原来“入口中毒”的思维定式，看来我们之前忽略了蜜蜂的特殊生理结构。虽然时隔一月有余，蜂箱、蜂巢……这些证据多已灭失，无法再补充检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5个乡镇49户蜂农的837箱蜜蜂均在种植公司喷洒对蜜蜂具有高毒性农药期间死亡，且蜜蜂死亡地与种植区域喷洒范围高度重合，其间又无其他可能导致蜜蜂中毒的原因。
我们分析认为，前述调查情况结合专家意见，蜜蜂中毒死亡结果与种植公司喷施农药行为之间存在盖然性因果关系(盖然性因果关系是法律上用于处理因果关系难以确证情形的一种理论或规则，当无法以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必然因果联系时，若能证明二者存在“高度可能性”的关联，即可推定因果关系成立）。
制发检察建议后提起公益诉讼
一只蜜蜂的死亡，或许微不足道。但837箱、数以百万计的蜜蜂集体消失，这意味着方圆5里内的开花植物有效授粉减少，依赖这些作物生存的动物粮食减少。一个精密的局部生态循环系统，意外地被切断了。
调查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情况。2024年8月8日，农户老张向行政机关反映他家养的蜜蜂大量死亡；8月15日，蜂农老王向乡镇农业中心反映所养殖的蜜蜂出现大量死亡现象；8月17日，蜂农老刘到清镇市农业农村局信访窗口，称其养殖的蜜蜂大量死亡……
座谈会上，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表示：“蜜蜂死亡事件发生后，我们接到了信访信件，已经转交相关科室，正在按程序办理。
我们询问行政机关是否有去蜂农家中、种植公司现场调查，或者是否在现场查扣到了相关农药，对方对此未作回
答。
问题被“受理”，被“转办”，被“列入计划”，却没有被真正解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蜂农反映的蜜蜂在喷洒农药后大量死亡的问题后，一直未调查蜜蜂死亡原因与处置农药使用安全事故的经过。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致使蜜蜂死亡事件的影响范围、程度不断加剧，此案应当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2024年11月，我们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提出3项内容：依法调查处理蜜蜂死亡事件、依法查处涉案种植公司违规使用农药行为、加强对辖区农药使用的日常监管。
事后，行政机关回复了30多页的材料，但很多都是在强调2024年以来农药农产品监管工作的成效，如培训照片、检查记录、整改通知……通过核对材料、跟进走访蜂农和种植公司，我们发现了问题：大部分材料是蜜蜂死亡事件发生前的日常工作记录、种植公司的农药使用记录不规范问题既未“立案查处”也未整改、蜂蜜检测结果并非涉案蜂农的蜂蜜。
鉴于这种情况，2025年1月，检察机关决定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农产品质量和农药使用安全监管职责的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愿做“检察蜂”，酿造“法治蜜”
2025年7月14日，清镇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开庭那天，我们邀请了12家行政机关的20多名负责人来旁听庭审。我们将调查证据制作成PPT——嗡嗡作响的无人机作业、混乱的农事记录、成片的死亡蜜蜂、蜂农们焦虑的面孔、专家的分析意见……
我看向被告席，也看向旁听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也不是一个蜜蜂养殖与高粱种植之间非此即彼的生存选择问题，而是种植公司农药使用不规范以及行政机关监管缺失引起的。原本和谐相处的生态遭到破坏，蜂群不断死亡，矛盾加剧……”“公益诉讼的目的，不在于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而是唤醒职责履行的初心。我们共同的初心是什么?是农业法规定的‘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当837箱蜜蜂死亡，49户蜂农受损，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环境时，我们的这个初心还在吗?
2025年8月29日，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确认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限期履职。
判决生效后，行政机关启动农药使用安全事故调查程序，种植公司被罚款6万元，并被责令建立完整的农事生产记录。5个批次的蜂蜜和高粱抽样检测结果公开，有农药残留问题的蜂蜜、蜂巢被销毁，行政机关组织专家为蜂农提供技术指导，种植公司根据蜂农损失陆续进行了赔偿。
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定期巡查、风险防控机制，指导培训辖区内农业公司科学用药，监督无人机应用农业管理。此外，行政机关要求农业公司喷洒农药前，提前告知养蜂农户作业时间、区域、药剂毒性等安全注意事项，农药优选对蜜蜂低毒或安全的生物农药，避免在蜜蜂活跃高峰时段作业，设置安全缓冲距离，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推动农业现代化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2025年10月，我再次见到养蜂人马师傅。他重新买了蜂种，经过养殖繁衍，已经有20余箱，他说：“感谢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还有政府的帮扶，日子又有盼头了。”他随即打开其中一个蜂箱给我看,工蜂进进出出,忙碌而有序。深秋的阳光照在蜂箱上，温暖而明亮“它们开始干活了。”马师傅笑着说。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个案件最深层的意义。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监督行政机关履职，更是要恢复一种连接——人与自然的联结，监管与责任的联结，法律条文与现实生活的联结。
